城读│世界正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型吗？
1986年，Lesthaeghe和van de Kaa两人基于西欧人口现实，共同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型，特点表现为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婚姻之外多种生活形态、婚姻与生育的脱钩和非静态的人口规模，文章对比分析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型差异，并讨论第二次人口转型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适用性。
Ron Lesthaeghe, 2014.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concise overview of its development, PNAS, vol. 111 no. 51 18112-18115.
Source: http://www.pnas.org/content/111/51/18112.full.pdf
第一次人口转型指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历史性降低，18-19世纪首先发生于欧洲国家，20世纪下半叶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这一人口转型。过去对第一次人口转型的最终结果预期为：更替生育水平下人口处于高龄的均衡状态，人口零增长，人均预期寿命高于70岁。由于死亡率和生育率将取得最终平衡，因此无需国际移民持续迁入。
1986年，Lesthaeghe和van de Kaa两人共同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型，这一理论认为，人口转型无法达致均衡终点。1970年代以来，人口发展呈现新特点：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婚姻之外多种生活形态、婚姻与生育的脱钩和非静态的人口规模，若没有新移民迁入，人口面临规模缩小趋势，并且由于低生育率和人均寿命的增加，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即使外来移民也无法扭转老龄化趋势，因为外来移民生育率也会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
长期来看，大量外来移民能够稳定人口规模，但会带来“多元文化社会”的增长。简而言之，第二次人口转型带来许多新的社会挑战，包括老龄化、移民融入、文化适应、婚姻不稳定、更复杂的家庭和某些类型家庭贫困化和社会排斥（例如单人家庭和单亲妈妈家庭）。
第二次人口转型同样受到形塑第一次人口转型的人口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生育的控制延长了女性受教育时间、提高女性三产就业比例等，同时这些变化影响了1960-1970年代的“文化革命”。第一次人口转型是第二次人口转型的前提条件。但是，统称为“单一人口转型”会掩盖两者在人口和社会性质的本质差别。两者主要区别见下表。
西方第一次人口转型逐渐削弱了马尔萨斯的通过晚婚或限制婚姻来控制人口的“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初婚年龄下降，结婚率上升，同居和非婚生育比例下降。1960年代，初婚年龄降至最低。此后，趋势逆转。初婚年龄上升、独居人士增加、婚前同居增加、长期同居取代婚姻、非婚生育日益普遍。
再婚也表现出类似特征。第一次人口转型期间，离婚丧偶后再婚再育普遍。第二次人口转型后，离婚丧偶的“后婚姻”关系逐渐转向同居或者不同居的伴侣关系(living apart together, LAT)。即使在历史上并未出现马尔萨斯所述的晚婚模式的中欧和东欧，在1990年后，也出现了晚婚和同居增加的新趋势，非婚生育亦与西方趋同。部分南欧国家，例如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呈现类似特征。
第一次人口转型时期，生育主要为婚内生育，节育主要影响高龄夫妻和已婚多年的夫妇。父母平均年龄下降，无孩家庭比例很低。尽管也出现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但主要限于经济危机或战争时期。
始于1960年代的第二次人口转型，与一系列的革新相关。首先是避孕技术革新，即荷尔蒙避孕和高效的节育环。第二是性革命，初次性交年龄下降；第三是性别角色革命，挑战传统单一经济支柱家庭和性别分工模式。三种革命符合挑战权威的框架，强调个人选择自由，全面革新传统规范结构。这对生育率产生巨大影响，生育延迟，父母年龄再次上升，上升的离婚率减少育儿可能，无孩伴侣增加，高孩次生育减少，导致结构性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
除了法国和其他几个欧洲小国的生育率很早开始下降之外，其他地方第一次人口转型均伴随着经济增长促进物质居住条件改善后出现。1860-1960年代第一次人口转型期间，社会致力于提高户均真实收入，改善工作和住房条件，提高健康水平，普及教育提高人力资本，逐步建立社会保障系统为全体成员提供社会安全网络。
在欧洲，这些目标主要由大型民主政治党派组织和教堂共同推进，核心观念是社会团结。所有的政治或宗教“支柱”对理想家庭的演变有鲜明观点。宗教团体把婚姻神圣性置于首位，宗教对紧密团结核心家庭的捍卫同时也是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可能导致不道德和无神论的担忧。社会主义或自由党派也把家庭视为社会的基石。“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能最好实现这一目标。总之，所有的宗教和政党派系（包括战前的共产党）都大力促进家庭的“中产阶级化”。
第二次人口转型则建立在追求更高层次需求满足的基础之上。基本物质需求满足之后，持续的收入增长和教育扩张催生对存在感和表意的需要。新的需求可归纳为三点：目标的自我实现、选择手段的个体能动性和实现目标的社会认同。第二次人口转型与社会广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转型相关。
第二次人口转型发生之时，存在多种社会变迁：“后物质主义”和政治宗教“去极化”、民间、专业和社区团体衰落、对各种形式权威的质疑、社交和工作中表意价值的强调和对平等两性关系的追求。在个人层面，对新型家庭的选择（独居、同居、同居育儿）与个人主义和不顺从主流的价值取向相关，并且这种家庭类型与价值观取向的联系，不仅出现在北欧和西欧国家，南欧、中欧和东欧国家同样如此。
表1 西欧国家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型对比
第一，第二次人口转型现象仅限于西北欧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欧洲移民聚居区。第二次人口转型不会扩散到南欧或者东欧，更不会扩散到文化截然不同的拉美和亚洲地区。第二次人口转型是特殊的西方现象。
第二种批评主要针对第二次人口转型具体的趋势。例如，婚前同居的上升和结婚率的上升并非与思想观念和文化转变相关，而是与贫困率的上升有关，即所谓“弱势群体模式”假设，同居多见于低下阶层，与较低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少数族裔相关联。这可以解释1990年代初经济危机，俄罗斯和东欧大部分地区同居增加的现象，而不是反映如北欧和西欧那样的文化变迁。“弱势群体模式”的理论同样符合美国的现象。
第三，针对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持续现象的批评。如果两性关系的确变得更加平等，那么生育率应该回升到较高水平，至少达到更替水平。因此，第二次人口转型描述的低生育率模式应该只是暂时的现象。类似地，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人类发展的改善应该会促进发达国家生育率的上升才对。
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基于西欧的现实提出，是否适于世界其他地区？
拉美正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型。墨西哥和阿根廷都出现同居比例上升，而结婚率下降特征。当然，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历史上就具有很高的非婚同居比例，与奴隶制、土著人口弱基督教传统和地理隔离等历史地理特征相关。自1970和19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同居比例持续上升，欧洲后裔人口也出现“同居潮”，例如巴西南部、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墨西哥在2000年后也呈现出典型第二次人口转型特点。
那么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是否适合亚洲地区呢？Lesthhaeghe认为日本也在经历类似西方的第二次人口转型，唯一不符合的要素，日本非婚同居生育并不显著，育儿仍然与婚姻家庭联系在一起。
人口学家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研究表明，尽管经历了十多年的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婚姻与为人父母依旧密切联系。戴慧思和弗里德曼（2014）对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研究表明，虽然婚内生育率下降，但婚外生育并未上升，婚后生育仍是主流。因此，欧洲和东亚生育率下降由不同文化价值观所影响，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并不适合东亚国家和地区。
综上，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的价值在于它正确地预测了1）不同形式亲密关系的形成；2）伦理、政治、性关系、教育等多个领域价值观念转型深刻影响生育决策；3）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成为持久的结构性特征。
但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也有不足，目前主要的修正在于同居与推迟生育之间关系并不像西方那样密切。例如，亚洲的模式表现为生育率迅速降低，但从婚姻向同居的转变则相当缓慢，主要受亚洲的父权家庭结构影响。世界各地不同特点表明人口转型深受当地文化传统和长期社会结构的影响。